快速链接

吴盛青:四月的骊歌:送别章先生
发布时间: 2016-05-19 14:54   163 次浏览   大小:  16px  14px  12px

章培恒先生是去年6月7号凌晨走的,如今已半年有余。先生摆荡往冥府的渡船也早已消失在了幽冥两界里了。人说,过河拜桥。感念先生带我成长的日子,在清明到来之际,我将这些灯下的片楮零墨,剪成冥纸,挂于高树,裂帛于空中,隔海遥祭章先生。

我于1992年本科毕业。92年,是人心沸腾,人人跳海的年月。没有人要报读研究生,我以三里挑二的概率胜出。既无定向,想自己古文不好,就读读古文呗。这听上去像在编故事,连我自己都要乘机感叹一下昔日的我,与今日汲汲营生的我的天壤之别。我也没搞清古籍所和中文系的区别,一头雾水踏进了章门。章先生的大名之前当然听说过,可是师姐师弟,人人都是屏气敛息,战战兢兢的模样。先生那时已不带硕士生,我主要跟导师马美信老师读明诗。章先生每年给所里的硕士一年级开《资治通鉴》课,给博士生上龚自珍。古籍所当年,门可罗雀。那年硕士生我是独苗,也就是说,我将一个人去面对章先生。

第一次见先生,其人虽不高,望之萧萧肃肃。他没有什么寒暄,单刀直入,问道:

“你古文怎么样?”

就这一个问题,我在心中盘桓半晌,说不好吧,先生会说,那你来古籍所做什么;说好吧,那是个明晃晃的谎言。只好扭扭捏捏地说:

“还,还好吧——”还拖个了长长的尾音。

“还好?!”先生脸上竟现柔光。

“那你就念嘉庆胡克家本的《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的标点本有不少错误的。”

先生大约以为我有谦逊的美德,哪知我是骑上了虎背,下不来了。

我至今记得我那天的沮丧,踏出他的办公室,世界在我眼前是黑的。只好硬着头皮去复旦图书馆古籍部将一函《资治通鉴》借出来,想必自己读不懂,又将中华书局版的标点本从所里借来。这套线装的《资治通鉴》矜重古雅,像是无人翻过,内里触手如新。我洗手干净,正襟危坐,一页翻过,纸片会扑簌簌地往下掉,陈香袭来,为之肃然。而一头栽进去,心中毕竟含有怨气。在这个“发展是硬道理”的时代,我在读礼法先生云:“先王之法,不可变也。”所有的方块字也在那里手拉手,排成方阵,挑衅我。可是,先生的眼光就是芒刺,就是针毡,明知不可为也只有勉力为之了。一册,两册,三册,量的递进带来了质的飞跃。一函还没读完,我就惊喜地发现我已经不需要中华书局版这根拐杖了。实际情形是,《资治通鉴》据事直书,叙述语言简明晓畅,有章可循,不难句读,除了老先生发议论的“臣光曰”部分需要花点心思。至于说胡三省的注,我基本上就是跳着读。记忆中,先生检查过我一次句读,所幸那天有备而去,蒙混过关,从此先生再也没有考问过我。每次上课,仿佛座谈,为我剥释、点通历史的穴脉。两个小时就是风中的一把箭镞,呼啸过耳。一两个月之后,当语言的障碍逐步减少后,我简直是每天都在期待这星期四下午的两个小时,4点到6点。也会学先生的样子,却带着大口气说,中华书局的标点本有不少错误的。其实我压根就没发现过。每次走出章先生的办公室,都是暮色已深。走在八楼那黑黢黢的走廊里,像是冥行盲索在问学路上,我心中却是敞亮而欢喜的。

《资治通鉴》的《唐纪》写长孙皇后的一节中,提及“柴绍等中夕告变,上擐甲出阁问状”,这位贤惠的皇后,因此受了惊吓,病情加重。那天,先生问我,为何半夜三更,皇上要擐甲出阁去应变,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两眼茫然,瞪着他,答不上来,因为书中其他地方均未言及。柴绍的妻子是唐太宗的姊妹,而当时太宗父亲、作为太上皇的李渊还健在,与太宗的矛盾已趋白热化。这短短的一句话里可能有玄机,暗藏不可告人的历史。后来我看到章先生在其《我跟随蒋先生读书》一文中,记录了自己随蒋先生读《资治通鉴》时对这一段历史所怀有的疑惑。章先生是在指点我历史的读法,将金针度与人。史书从来都有隐笔曲笔,处处有疑点破绽,有弦外之音,要学会在历史的纷纭中拨云揭雾,发前人未发之覆。记得当时我有猝尔遇上高人示我刀法的刺激。那时先生身兼数职,俗事缠身,办公室里常有电话铃声响起。我跟师兄交流心得,每次听到电话铃响,我们心下一乐,原本都以为先生接电话说些毫不相干的事时,我们紧张已久的魂灵儿可以溜出去在树枝上小憩片刻。哪知先生放下电话,即刻就能回到春秋战国的版图,回到玄宗开元二十二年,常被他问得措手不及。后来终于长智了,连先生接电话时也将弦绷得紧紧的,一点不敢懈怠。

“一个人一辈子一定要读过一部大书。读过大书的人,会有不一样的气象。”大凡中文系的人都知道骆玉明师常在课堂里井喷警句。第二年春天,当我终于读完了一部天地间必不可无的大书之后,骑车回南区的路上,春风鼓满了我意志的风帆,我也以为我由此生出了不同的人生气象。先生看我早早读完了《资治通鉴》,说那你就再读一部书吧。好!这回倒答得干脆利落。读什么呢,《续资治通鉴》。兴致勃勃打开《续资治通鉴》,读了一两页,味同嚼蜡,毕沅的史才及文笔与司马光相去甚远。再说我读标点本,哪有线装书一册在手时的风流俊逸。下一次见先生的时候,我斗胆说:我不读了。他问我为何,我表达了对毕老先生的鄙夷。记得先生那天是沉默的,没有说什么。后来我在梁任公的书里给自己找到借口,当时还颇为自得。他说,《资治通鉴》百读不厌,《续资治通鉴》读一两次便不愿再读了。这类任性使气,半吊子水乱晃的心态,让我永远失去了精进的机缘,那一年的《资治通鉴》课也在春天里提前结束了。

先生上课从不备课,因为不需要。虽说他不能将全文背下来,也至少熟稔于心。偶尔他会将我手里的一册,拿过去,看一会,就知道我在哪个事件里打转。先生记忆力惊人,早就是传奇。陈思和老师的怀念文章里说,先生八十年代初访学日本时,“神户大学一位日本汉学家,每次聚在一起喝酒时,就对着章先生讲《说文解字》,大有中国无人的意思。有次章先生借着酒意一口气背诵了《说文解字》有关内容,那日本人不讲《说文》,改讲《尔雅》了,章先生又忍不住背诵《尔雅》的数段内容,那位汉学家从此不复妄谈中国学了。”这则传闻的可信度很高,先生高才博学,不屑自炫,但借着酒力要扬国威,则大有可能。我曾就坊间对陈寅恪先生超人的记忆力的传闻向章先生求证。先生说:我的老师蒋天枢先生告诉我,陈先生能背《资治通鉴》、《红楼梦》,那我想他应该是会背的。先生此刻是旧派人物,一副吾师即是真理的样子。大概因为只是个硕士生,先生从没有对我说过一句重话。但是他给过我一次忠告,唯一的一次。大意说,我看你读书很快,要读得慢一些,有些历史的细节、典故,你是要记一记,将来会有用的。唉,当时我虽说沉溺于读史的快乐中,但是心浮气躁,哪听得进去。近代的文史大家都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陈寅恪先生当年负笈远游,亦是因为偌大的中国已无书可读了。先生当年跟随蒋先生念书,也是将多部文史典籍烂熟于心,为日后的学问境界进行其悍锐驳杂的知识储备。我曾被给予过这样珍贵的机缘,可跟随先生读书,偷得一点秘笈,学一招式,也好受用终生,无论是其汉学门道,还是文学历史的卓识。可是那时年少气盛,以为志当存高远。在后来的两年里,我更是心意阑珊,背的是牛津字典,而不是文史典故,我要为我新的人生梦想准备一块敲门砖。如果说《资治通鉴》是条深河的话,我只是借一叶扁舟,日行千里,浅浅地划出一道痕迹。如今这叶小舟也早已搁浅在时间的沙滩上,锁在迷雾里了。但是那种与古人契合冥会中欣欣然的快感,在历史峡谷跌宕时热血贲张的迷狂,却依然弥漫在心底。而更妙的是,先生从未要求我敷衍成文,写什么论文,放纵我镇日沉浸于这样的氛围中优游千载。

我在跟司马光日夜鏖战的时候,我的博士生师兄在龚自珍的迷宫里踱步。这位洛阳来的师兄,大约受中原古风的渍染,古文根柢厚实。一部六百页的《龚自珍全集》,他们精读了一年,读了两三百页。期末的时候,这位师兄用浅近的文言写了篇小品,描写与章先生读书的经历,发在南区研究生报上,颇有世说遗风。我至今记得一个细节。先生问他,读书一年,有何感想?答曰:方知白话文运动之重要。先生倒也不以为忤。

章先生还给博硕合开一门政治课,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如果你不知道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读一读章先生与骆玉明老师合编的《中国文学史》的前言就会明白。先生从早期马克思主义那里找来理论依托,视人性的自由发展为社会发展的基本形式,力图超越流毒至深的机械反映论,高举“人性”的大纛,为个体的情欲与自由张本。这部文学史以“人性”作经,以形式之美为纬,编织出一幅华丽富赡的中国文学全景。定格其间的是,感性的蝴蝶采摘着情欲的芬芳,缘情而绮靡,酿成文字的蜜,结成果,抚慰一代代的世道人心。这部在别人眼中石破天惊之作,在我这里却如晤旧友,很多句子都会跳起来与回忆拥抱。我能从中读出良苦用心,想见他们上课时的顾盼风姿。是的,我是在炫耀,炫耀我曾经有幸接受过的文学教育。在我读本科时,在那个骚动的春天里,我就被灌入了这种理念。这句话的每一个字都铿锵决绝,如今读来,依然有风萧萧兮的壮烈: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共产党宣言》。

章先生不易亲近,处久了才慢慢体会到,他刚霸之气下宽柔的另一面,他谨严的学问之道里,掩藏着的佚荡不轨的书生意气。先生好客,声名远播。曾云,年少时读《围城》,羡慕赵辛楣老是请人吃饭。先生请客时会问我,你有没有空?每次听到我都心花怒放,馋相毕现。有一回先生宴请一对外地来的学者夫妇,听到他从两个星期前就开始嘀咕,将上海滩的好馆子一一评点,最后定在杏花楼,心思缜密,像作论文。那天杯盏相击间,都说了些什么,我已全无印象,独独记得我这一生中尝到过的最为鲜美可口的刺身生吃。后来在美东,秋风渐起时,每当我将6.99元一磅的龙虾扔进沸水里的时候,我想起的不是鲈鱼的肥,而是那条器宇轩昂的龙虾大船。故国的很多人事已作烟尘旧影,但因了味蕾,它们在记忆的星空里留下了固执的痕迹。谁都知道当年这只龙虾的价钱,因而也听到类似的评语:老爷子就是这样千金散去的。而更为精彩的还在后头。

在盛宴之后,常移师章府。大伙儿在他的书堆间,寻个空地,席地而坐,清谈至曙。章家酒藏颇丰,男人们一人一杯威士忌,或是清酒一盅,我不会喝酒,就饮清茗数钟,还有爱尔兰咖啡、樱花茶等。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樱花茶,以致多年后去日本,满世界找寻它。后来读到类似的日式情境,“水晶的数珠。藤花。梅花上落雪积满了。非常美丽的小儿在吃着覆盆子”,就会想起那碗里的樱花,在静夜里一瓣一瓣地舒展起来。其时幽默风趣以至插科打诨的人满满一圈,多为古籍所、中文系的青年才俊,还有章先生的公子。若在魏晋,但“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他们便个个都是名士,借着酒劲骂座逞才,兴会淋漓。章先生不是发语迅速之人,在这时并不唱主角,只是偶尔会冒出点睛之句,然后自个儿嘿嘿地乐。晋人清谈,还讲究语音调调的抑扬徐疾,先生用他有浓重绍兴师爷风味的普通话,糯糯道来,自有风韵。有时,也会打电话去请外文系的夏仲翼先生、历史系的朱维铮先生入局。夏先生住在城里,我从未在这类场合见到过他,但见过朱先生两回。三位先生,均风仪遒雅,光鲜的衣着在当时的校园颇为亮眼。我错过了章先生、夏先生合开的轰动一时的比较文学课,后悔至今。我旁听过朱先生的课,领教过他的口才,那就不仅仅是词锋敏锐了,而是词语里藏有刀光剑影,气势与识见都很逼人。说的又是清史,课间他总是一个人踱到五教阳台上猛吸烟,向着天空,长长地吁出这口愤世之气。而今,朱先生也驾鹤西去,消息传来,欷歔之余,眼前浮现的正是朱先生这一独立苍茫的生命剪影。

但在这类夜谈场合,朱先生很少用言辞压人,而是常矜持地坐着,不太沾酒,偶尔也想早走,被人劝阻:干革命你不缺一个晚上。谈论的话题,当然纵横古今,有时也很八卦,但都发言玄远,口不臧否身边的人物。有回不知怎的说到胡适与曹诚英的那点往事,章先生恨恨地表达了对胡适始乱终弃的义愤,不知何故,我记住了他的义愤。倾听此类把酒晤谈,也要胸有点墨,才会明白言辞中讽寓的内涵。我并不全懂,但我爱听,拙拙地听,累了就想象一下春风霁月里樱花乱舞的景象。先生酒量显然极好,从未见他真正醉过,或是在学生面前,始终要将架子端得好好的。可是酒过三巡,他也已然没有了平素的威严,而是春风拂面,醉眼蒙眬,渐露出老顽童周伯通的迹象来。如今想来,章先生从未在阳春三月里带我们出去一起飘袂嬉游过,但这样的燕集、这样的清谈里,一如孔门师徒的言传身教,闻风相悦。其时,贾府贾植芳先生家,也常年朋辈满座,汇聚各方来客,笑随风生。那是九十年代的复旦,我有幸置身其间,窥到了这无限光景里的一角。

这样畅放诙谐的清谈里,偶尔也会有急转直下的情形,掀起点波澜。那就是有人醉了,醉得一塌糊涂。倒在地上,举声而嚎,将自己哭成一幅汉魏碑帖,斑驳淋漓,已然没有了刘伶式的死便埋我的洒然。我从没见过类似的场面,暗暗惊愕,是该递个面巾呢,还是弄杯水呢。偷眼瞄一下章先生,看他坐在桌角,低头盯着杯中晃荡的酒液,像是里面有一个浮世,默然无语。多年以后,当我自己也经历了半生颠倒,回想起这一幕,才明白其间有一个男人与另一个男人之间的默契。而这位师长的可爱之处是,第二天下午酒醒之后,他会一个个向当晚在座的女士打招呼说:我如有得罪之处,请多包涵。诗酒豪宕,莫若于此。章先生事后点评,也只会说某某(一位姓周的编辑)喝得高兴,手舞足蹈,喜欢在相辉堂前的草地上打虎跳,殊为可爱云云。还有一回,朱先生醉了,沉酣到潦倒。原来,朱先生不胜酒力,他进入了酣睡,阒静无声。时不时有人会起身去查看他一下,确保无事。低迷的夜雾在渐渐散去,大伙儿虽意犹未尽,也终有散席的时辰,而朱先生还未全醒。骆老师与周编辑一人一边,扛起堂堂大汉,昂然抬出章府,余下的我们跟在后边。天空已经染蓝,一行五六人,走在政肃路上,周编辑扯开了老树根般苍虬的嗓音:乌溜溜的黑眼珠,你的笑脸,夕阳西下,倦鸟归时,难寻相知的伴侣,难舍蓝蓝的白云天——那是我们那代人的青春胎记。骆师也不甘示弱,歌喉遽发,唱的是首山歌。大约是在崇明岛上练就的好嗓音,有如刀锋般的犀利,宛转飘荡间,直刺广袤静谧的晨空,要将复旦宿舍区撼醒。也在这样嘹亮的歌声里,我过完了我青春顶顶好的日子。毕了业,并于一年之后远走他乡。隔了十七八年,隔着重洋,我怀念在酒气歌声里走散了的朋友。

每次回国,与先生联系后,先生都要想法子找机会招待我吃饭。如今想来,章府门庭若市,人来客往,真是给他平添麻烦。记得第一次回国给他带了瓶洋酒,而后来就听说他因病戒酒了。当时听到真有恨恨之意,造化你也太过吝啬,连先生的这点耽恋也要剥夺。而这也让我每次回国,颇费踌躇,带什么呢?鱼油丸维生素也太不风雅,前思后想,以致常晃着两只手进去,还会拎着茶叶出来。几年前,先生找我帮过一次忙。那是2005年春,密歇根大学东亚系邀请章先生去做主题演讲,先生来问说可不可以将其演讲稿译成英文。先生开口,义不容辞。演讲那天,由复旦英文系出去的一位校友宣读,操一口牛津音,念得流丽宛转,声情并茂。而演讲内容又是那割不断的花月情根,写不尽的离合兴亡——孔尚任的《桃花扇》。据说演讲很成功,我听了当然很高兴,能为先生做点事情,于情于理都是应该的。那年夏天回国,从谈蓓芳老师手里接到一个信封,打开一看,内有五百美金。先生将他的演讲费给了我。这让我颇为犯难,但我理解这种金钱关系中隐含的意味,即是对他人劳动的尊重。当年我在所里打工,我的每一个小时都折算成报酬。联想时下的学院风气,导师使唤学生做事,近乎剥削。我以五味杂陈的心绪收下了这些铜钿。先生从不言钱,只会用一口绍兴官话慢悠悠地说,铜-钿-。后来我在章先生的回忆文章里看到这则故事:1978年,蒋先生精心整理的《陈寅恪文集》出版后,古籍出版社给蒋先生寄来了在当时不算小数目的1000元编辑费,蒋先生坚执把它退了回去,给出的理由是,学生给老师整理文稿怎么可以得报酬?这则轶事看得我心惊肉跳,反躬自省,只有浩叹,去国多年,古风在我身上已荡然不存了。

最后一次见到章先生是2008年1月8号,那天古籍所的老师们给先生庆75岁寿辰。先生坐在病榻上,精神依然健旺,还不紧不慢地给人解释他的病情,思辨清晰,一如往昔。而2010年夏天我想去看他时,他在接受化疗不方便见客。我心下难过,知道那是永诀。古籍所徐艳老师记录了先生生前对待疾病的态度:“癌症其实就是一个慢性病。上次医生说,你要和它耐心相处。我相信我对它很有耐心,但就不知道它对我有没有耐心。”这是典型的章式句子,我还能想见他说到后半句,就自个儿乐不可支的样子。他旺盛的生命力燃烧到最后一刻。我会将这帧灿烂装裱起来,挂在我记忆的天空里。

中国文人到了晚境,大多在玩,风雅点的,寄情于物,淡泊自守。而先生开着一艘有强大内驱力的航船,长风鼓荡,来到学问浩瀚之境时,也与病魔缴绕激搏了十余年,将赢得的一点点时间花在了文学史新著上,并在构想他古今文学演变的宏大框架。先生一生负气,身历二十世纪历史的颠簸而初衷毋改。无论为文为学,还是经营世俗的人生,都轰轰烈烈,迥异流俗,将它们发挥到酣畅淋漓之境。有时我想,先生如果生活在乾嘉盛世,一定是与戴震、钱大昕等数子游的人物。但想想也不对,先生还有龚定庵的侠骨柔情,现代知识分子的感时忧国,甚至还带点他的绍兴老乡鲁迅式的愤悱与不妥协。

先生十五岁入党,是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可我依然愿意去想象,先生此刻正携一剑一樽一琴,衣袂飘飘,在白云里翩跹逍遥,说不定还会碰上朱、蒋、贾诸老呢。

壬辰年春于美国纽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