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链接

王华宝:吴金华先生与《三国志》研究
发布时间: 2016-04-15 13:11   190 次浏览   大小:  16px  14px  12px

这是一篇早就定题的文章,多年前就不断有杂志约稿,而当时先生身体康健,重要的研究成果不断发表,总结性的成果还在进行之中,每与先生谈及,先生总是说不急不急,我也就拖了下来。不料先生于6月2日忽驾鹤而去,此文竟成了纪念文章,岂不痛哉!

先生离去时,我因公务保密性质而未能相送,心中就似从未与先生告别一般。工作生活、读书学习之中也确实不曾分别。与友人相见总有人问到先生,自己读书时自然而然想到先生的观点或先生会如何思考。先生曾为拙书《古文献问学丛稿》作序,写道:“早年我们曾经在一起读点《诗》、《书》,说些《论》、《孟》,玩玩《周易》,谈谈《老》、《庄》,翻翻三《礼》、三《传》,那时几乎是天天见面,可是曾几何时,人各一方,尽管我与华宝的研究兴趣都投向了汉魏六朝文献,但共同切磋的机会实在难找了;如今,既然华宝邀我作序,那么,就此谈谈自己的观感,以当连夕之谈,也算略释了久阔之憾。”[ 中华书局2009年版。]说的是30年前指导我们读书的情况。现在,身体不是太好的师母还沉浸在悲痛之中,我理当多劝慰师母的,但始终不敢相见。半年来我也未能走出,时时拜读先生的著作,怀想先生的音容。何凌霞博士所编《吴金华集外集选编》供于案头,先生学术纪年待续,如今哪里是一个伤心可了。思绪纷乱,30年来的一幕幕不断似电影镜头般闪现,令人恍惚。近来不断收到师友的纪念文章,何博士也提示着截稿日期,我再也不能不勉力提笔了,就当与先生做一次长谈,为了忘却的纪念吧。

先生是江苏南京人。名金华,诞生于1943年11月27日夜晚,因第二日报童高呼“金华大捷”,尊翁即以胜地名之。字企玄,恩师徐复(鸣谦)先生所赐,夫子云:“汉末魏晋之际,最可企慕者为二玄。一为郑玄,博通古今之大家也;二为玄学,富有时代精神之哲学也。”号慕朗居士,以《蜀志·向朗传》载向朗年逾八十犹手自校书,先生慕其老而笃习,因自取此号。

先生1966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适逢时艰,1968年分配至徐州地区赣榆县的中学任教,以知识渊源作风正派而得学生敬仰。1978年考回母校,师从鸣谦先生,学业精进。1978年9月作词《踏莎行·回南京读研究生》记考回南京的心情:“江左书生,海隅游子,飘蓬十岁从流水。寒云才卷旧歌飞,狂尘又裹新愁起。 不是乔迁,非同鹏徙,更非衣绣还桑梓。恍如山口豁然开,秦人重返桃源里。”1981年留校任教,直至1995年调入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先生毕生从事汉语史与文献学的研究,侧重于“中古汉语”的词汇研究与《三国志》整理研究,所关注的学术研究领域是训诂学与校勘学。学术专著有《三国志校诂》(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世说新语考释》(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古文献研究丛稿》(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三国志丛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古文献整理与古汉语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古文献整理与古汉语研究续集》(凤凰出版社2008年)等。如今,《三国志今注》(凤凰出版社)已有初校样,点校本《三国志》(中华书局)修订工作已打下基础。而《三国志》研究的系列性项目,《三国志》新校本、《三国志简注》、《三国志》新注新译、《三国志》文本系统的研究、《三国志专题索引》、《三国志大词典》、《三国志》研究概论等等[ 先生2007年即有“《三国志》整理研究系列”计划。],或有初步计划,或有部分样稿,或有部分成果,竟不能亲自完成,世人岂不为之一恸。真是天妒英才!

先生与我同随鸣谦夫子,以柳士镇先生发明的名词来说,算“隔代同门”,先生又是我的授业恩师,亲授《史记》、训诂学、语法学等多门课程,对我研读《史记》帮助极大。大学毕业之际,先生曾找了一辆吉普车亲自送我到单位报到,我当时连单位门朝哪里都不知道,所以常说这一辈子是吃的老师给的饭。蒙先生的信任,后来又担任先生多部书的责任编辑,比其他同学多了一种学习的机会。对先生的道德学问,更是崇敬万分。

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王子今教授在其著作《20世纪中国历史文献研究》的“《三国志》研究”一节中[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328-339页。],历数现代《三国志》研究专家十余人,先生可以说是最后且最重要的一位。三十年来,面聆先生开示不计其数,谈《三国》更是家常便饭。因从下列几个方面,记叙先生对《三国志》整理与研究的贡献,以及先生准备做而未及做或未及完成的一些工作,期待学人更期待同门能继续先生的未竟之业。

一、以词语考释为主的《三国志》语言学研究

先生于1978年师从著名语言学家、文献学家徐复先生攻读汉语史专业研究生,读书期间即担任语言学家、三礼学家钱玄(小云)先生的助教,为中文系本科生辅导《古代汉语》课程。并协助徐复先生查证《汉语大词典》编纂过程中所需要的资料卡片,在“斋舰”、“顾返”等语词研究方面受到称赞,徐先生在《读<义府续貂>识语》中就有提及。[ 见《徐复语言文字学丛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67页。]早期对《三国志》的研究,即以语词考释、语法研究为主,发表了《<三国志>解诂》、《<三国志>考释》、《试论“R为A所见V”式》、《<三国志>拾诂》、《<三国志>词语札记》《<三国志>词语简释》等十多篇文章。这些厚重的成果,得到了学术界的赞赏,也为先生赢得了荣誉,1985年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1986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

这些文章以及一些未刊的研究成果,达700馀条,汇为先生的第一部研究专著《三国志校诂》。笔者是此书的责任编辑,见证了先生不断修改、精益求精的过程。后来写过两篇小文介绍此书[ 分见《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249期(又收入《江苏古籍序跋与书评》)、《文教资料》1995年第2期。],认为该书的主要特色是 “重视发明、讲求实用”。具体可以分为五个方面:

(一)新校新释。(1)传讹至今,尚无人校理者,先生为之校定。如第24页《魏志二·文帝纪》注引《献帝传》“慕匹夫之微分”,先生认为“分”当作“介”,形近而讹。第52页《魏志七·臧洪传》“畏威怀亲”,“威”当作“君”,先生据1965年新疆出土的晋写本残卷(存370馀字)等文献校正。(2)古义时语,迄今未见注释,或云“未详”者,为之训释。如第13页《魏志一·武帝纪》注“谭虽出后其伯”,先生认为“出后”乃晋人常语,犹今语之“过继”,列举本书、《晋书》及《周书》等5例阐释,又举出与之同义的“出绍”、“出继”、“出继后”等词,申论其说。又第283页《吴志十五·周鲂传》“启事蒸仍”,卢弼《集解》:“蒸仍,未详。”先生认为二字双声迭韵,为六朝习语,频仍、殷勤之义。先生的独到创见,随处可见。

(二)辨证误校、误释。(1)古今校者有误处,为之辨证。如第22页《魏志二·文帝纪》注引《献帝传》“心栗手悼”。孙志祖认为不应作“悼”,卢弼引何焯曰:“悼,疑作掉。”先生认为“悼”为“掉”之借字,“手悼”即俗所谓手抖,不烦改字。第225页《蜀志十四·姜维传》注“余既过苦”,卢弼《集解》:何焯校改“苦”作“苛”。先生认为“过苦”,犹言过激,不烦改字。(2)又有古今注家误释,或辞书误解者,为之辨误。如第30页《魏志三·明帝纪》注引《魏略》“卿乡里乃有尔曹快人”,辞书或释“快人”为豪放直爽之人,先生认为不确,例举三条,说明“快人”为魏晋口语,指有抱负、有能力之人。并举出同义之“快”、“佳快”各作佐证。第92页《魏志十三·王朗传》“二毛不戎,则老者无顿伏之患”,辞书释“顿伏”为“顿首伏身”,先生举出十余例说明为“跌仆”之义。这种辨证讹误的工作,如里没有深厚的学术功底,是很难胜任的。

(三)释疑袪惑。古书疑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者,以及古今校注者致疑之处,先生列举翔实的史料,为之辨证,解决了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颇具卓识。如第145页《魏志二十六·满宠传》“樊城得水”,或疑“得”一作“待”,或疑皆非是,先生以为“得”字不误。第234页《吴志二·吴主传》“陆逊部将军宋谦等攻蜀五屯”,前人对“部将军”三字不明,而疑衍“军”字,先生认为“部”乃部署、派遣之义。第284页《吴志十五·钟离牧传》注引《会稽典录》“登皆首服”,卢弼《集解》:“登字疑误。”先生广征博引,证明“登”为当时之义,六朝常语。释疑袪惑方面,先生做了大量的工作,博考典籍,所校释多成定论。

(四)申证前说。对前人语焉不详,或虽详而不为今人承认者,先生又补增例句予以说明,助成其说。如第78页《魏志十一·王修传》“异王基于幼童”,各本多作“童幼”,先生举例说明“童幼”似为原本。第283页《吴志十五·全琮传》“权将围珠崖及夷州”,前人郁松年等已指出“围”当作“图”,而标点本仍作“围”,先生举例助前人之说。

(五)中华书局标点本标点不当,影响文义者,为之辨正。如第22页《魏志二·文帝纪》注引《魏略》“遣刺奸就考,竟杀之”,割裂了“考竟”一词。第37页《魏志四·三少帝·高贵乡公髦纪》注引《魏氏春秋》“皆列《大雅》”,《大雅》非《诗经》之《大雅》,乃妄加书名号。第119页《魏志十八·阎温传》注引《魏略·勇侠传》“今日出,待死,友在外”,割裂了“死友”一词,等等。

而广征博引,考校翔实,训释精允;校勘多揭出其致误之由,训释多连类而及,举一反三,则成为《三国志校诂》的基本特色。此外,该书择录卢弼《集解》问世以来的研究、整理《三国志》的有关成果101条,有的条目后附有先生自已的观点,成《三国志考释集锦》。书末附有《三国志标点本两版校记》,举出67处形成阅读障碍的文字,予以说明、辨证。这种工作显示出先生兼收并蓄、充分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方便读者的严谨学风,该书也起到了集大成的作用,对于读者总体把握《三国志》研究、整理的状况,很有益处。该书后来获得了“全国古籍优秀图书奖”。

从1978年到1990年前后,先生充分运用文字、音韵、训诂、语法等方面的知识,全方位地开展《三国志》语言研究,并对标点本存在的标点问题做了初步的梳理,解决了大量的问题,取得了初期的成果。1995年调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又有编入《古文献研究丛稿》的十余万字的《校诂外编》、《校诂订补》、《校诂外编补正》等文。2000年完成上海市社科基金资助科研项目《三国志语言研究》,将考释与校勘工作推向深入。此外,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从事《三国志》异文研究、成语研究、与中古汉语词汇的比较研究等,也都融入了先生大量的心血。

需要强调的是,先生的《三国志》语言研究是与中古汉语研究相结合的。先生认为,在“中古汉语”研究中,《三国志》不愧是大型的优质语料库,无论你选择语义学、语法学、语音学的什么课题,它都能提供丰富的语料。这一点在《<三国志>语词笺释》一文中有所体现,先生认为“我们的目光常常投向蕴藏于《三国志》的中古语词,于是便产生了如下三点印象:印象一:新词、新义层出不穷;揭示这些内容,可以大幅度增添汉语史研究的鲜活语料,有助于填补大型辞书的诸多空白。印象二:误读、误注、误译的现象不胜枚举。讨论这些内容,可以丰富古文献学的研究资料,有助于提高古籍整理研究的学术水平。印象三:要揭示上述内容,必须在宏观考察的背景下,开展以《三国志》本体研究为基础的个案分析。”[ 见《古文献整理与古汉语研究》,第147页。]先生的研究成果,得到了中古汉语研究者的高度重视,“注重创新,注重方法,注重深度”的学术理念,也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赞扬。

二、以文本校勘为主的《三国志》文献学研究

训诂与校勘本是难以严格区分的问题,在先生的研究中也常常是同步进行的。如1982年发表《<三国志>标点献疑》、1984年发表《三国志校点拾疑八则》[ 分别见《中国语文通讯》1982年第3期、《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4期,后收入《古文献研究丛稿》。]。但从对材料的运用与成果的呈现来看,在不同时期先生的研究还是有所侧重的。先生在《三国志丛考》的《弁言》中谈到:“《校诂》是1987年撰成的,那时我还没有全面的调查过《三国志》的七种重要版本,还没有悟出陈乃乾《三国志》校点本(中华书局1959年)的误文往往来自金陵活字本。”此后,则进行了系统的《三国志》文献学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并为做集大成式的校注打下坚实的基础。代表性成果《<三国志>斠议》[ 见《三国志丛考》,第161-197页。],洋洋洒洒27000字,文分六部,例举九十,是一篇校勘学的经典文章。文本研究的主要成果也汇为先生的另一专著《三国志丛考》。在《三国志》文献学研究方面,先生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是通过对以前集大成著作的研究,肯定已有的成绩,指出其中的不足,有了系统、全面校注的计划。先生在《三国志丛考·弁言》谈到:“二十世纪是《三国志》整理研究成果层见叠出、异彩纷呈的时代。仅就《三国志》文本的校理而言,完成于三十年代的重要成果就有易培基《三国志补注》(台北艺文印书馆1955)、卢弼《三国志集解》(古籍出版社1957)、张元济《三国志校勘记》(商务印书馆1999)三种。毫无疑问,从文化学术史的角度深入认识这些成果的历史价值和现代意义,是我们不断推进研究起点的重要途径。”

先生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向前推进的。关于易著,先生发表《略论易氏<三国志补注>》、《易氏<三国志补注>今证》,揭示其历史贡献和实用价值;发表《易氏<三国志补注>评述》,揭示其不足。关于卢著,先生则有65000字的长文《<三国志集解>笺记》[ 见《三国志丛考》,第53-150页。],客观评价《集解》“汲取了历代集解式著述的丰富经验,展示了广采众善的博大气象,体现了筚路蓝缕的创新精神,显示出有疑则阙的治学态度”,肯定其为里程碑式的巨著,是“目前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