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文京教授是国际知名学者，日本著名汉学家吉川幸次郎的弟子，曾受业于古籍所已故杰出教授章培恒先生。金先生是韩国籍学者，却能在以学术水准与保守性双高著称的日本学界担任中国学会的会长，足见金先生学术视野、学术水平之高，为东亚汉文化圈学界所公认。

· 金文京先生 ·

本次【东亚汉文学四讲】特别讲座，演讲题目有：

1. 二十四孝的演变及其东亚流传

2. 大禹行孝故事的演变

3. 《西游记》在元代的形成及元高丽关系

4. 弘治本《西厢记》再考

四讲均为金先生经年考索、筚路钻研之得，如古籍所所长陈广宏教授主持讲座时所言，既能以精妙的结论让同学们了解学术前沿的进展，又树立起了一根同学们应当心向往之的学术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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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孝的演变及其东亚流传

本讲由复旦大学古籍所副所长郑利华教授主持。

金先生首先指出，中国古代行孝故事的起源很早，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期的一系列《孝子传》。而作为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意义上的“二十四孝”，则是行孝故事的发展集成的结果，这种集成尽管在敦煌文献流传下来的唐代《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辽代墓葬壁画所见“孝子图”、出土的辽代“孝子图鎏金錾花银壶”、宋人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三辰、五灵、二十四孝（原作“考”）为乐器之饰”等材料中已可见端倪，但“二十四孝”作为成型的定本发挥出影响力则要到元代前后，现存的“二十四孝”早期材料主要保存在日、韩。

紧接着，金先生详细介绍了“二十四孝”于元代成型的三条不同脉络：《孝行录》、《全相二十四孝诗选》、《日记故事》，其中，后二者——元代郭居敬的《全相二十四孝诗选》与元代虞绍的《日记故事》——早为研究者所熟知。《孝行录》流传于高丽，由元代末期高丽人权溥、权准父子编纂，书前有元至正六年（1346，高丽忠穆王二年）益斋居士李齐贤的序。书中的行孝故事与郭居敬《二十四孝诗选》有九人相异，一说《孝行录》是完全由高丽人编定的。金先生通过对比研究指出，今见金元墓葬中的壁画图像，多可与《孝行录》相应；而金元时期，高丽王朝与中国北方来往密切。故此，《孝行录》反映的是金元时代中国北方的观念。

同时，行孝故事在元杂剧中也多有反映。元明时期开始有士大夫为“二十四孝”相关著作题序。行孝故事的影响甚至远及西亚，在土耳其藏有题名《彝伦之道》的画作。

· 土耳其藏《彝伦之道》·

到了明代后期，“二十四孝”基本定型，为《日记故事》系统，纵向影响至今，横向则在东亚、东南亚文化圈风行不衰，例如越南承袭《日记故事》系统同样发展出“二十四孝”乃至“四十八孝”。行孝故事在日本影响更广，《孝行录》、郭《选》、《日记故事》三条脉络皆存。

最后，金先生总结道，“二十四孝”故事本身，尤其发展到中后期，其中包含的道德意味其实是比较浅的，更多的可能是基于一种消遣娱乐性乃至戏谑性而演变流传。而就金元及以后的墓葬中发现的“二十四孝”壁画而言，可能蕴含有一种宗教的意味。

金先生报告结束后，古籍所陈正宏教授对其进行了精彩的讲评。陈教授认为报告视角非常宽广、钻研非常精深，既关注到了“二十四孝”发展的源与流，又充分利用了考古材料进行考察，对论题本身是一个很大的推进，在研究方法上也能给予我们很大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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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舜行孝故事的演变

本讲由复旦大学古籍所所长陈广宏教授主持，紧承上一讲的内容，是针对“二十四孝”第一之大舜行孝故事进行的个案分析。金先生首先对比了先秦、两汉传世文本中关于舜的故事的记载，分析其差异，找出抓点，如是否明确出现“后母”、坐床弹琴之人是舜还是象等等；又结合出土文献、汉镜等材料，对记载出现差异的原因进行了推测。随后，金先生又提出了“象耕田”的故事在史籍中记载亦多有不同这一问题。

紧接着，金先生以日本阳明文库藏中世写本《孝子传》及唐代敦煌《舜子变》，并结合南北朝考古成果，指出中世流传的大舜行孝故事已颇亦于先秦两汉文献的记载，后世所流传的舜的故事多承《孝子传》系统；《舜子变》则又增加了新的故事情节，使故事发展符合民间文学较为普遍的的三叠式结构，并明确出现了舜母“握登”、舜妹“敤手”，还记载了舜耕历山的助力是猪而非大象等。敦煌变文的故事情节，为后世小说、戏曲等所传承，并能在宋元墓葬的二十四孝壁画中得到印证。

此外，金先生还注意到了地方戏曲中舜的故事与传世文献所记载的故事情节的契合，例如广西壮族师公戏（傩戏）《舜儿》和福建闽南歌仔戏《大舜耕田歌》，并播放了记录前者的珍贵影像资料。金先生认为，南方戏曲中大舜行孝故事的情节与唐代敦煌变文情节大体吻合，很可能是随唐代北方军队在广西等地的活动带来的。

· 讲座现场 ·

然后，金先生对郭居敬《全相二十四孝诗选》选用的“象耕鸟耘”故事及其图像的演变进行了简要梳理，从物候、朝贡等角度分析，认为唐代中国可能已经没有原生的大象，故《舜子变》等材料中以猪代之，墓葬图画亦多为猪；而宋以后，南亚、东南亚国家多向中国皇朝进贡大象，“象”成为帝王的象征。

最后，金先生指出，二十四孝在整个东亚文化圈深远而持久地发挥着影响，二十四孝的故事，每一则都能够也都值得我们对其发展历史进行细致入微的梳理。

报告结束后，陈正宏教授进行了简要的讲评。陈教授认为，金先生的报告从一个细小的切入点出发，条分缕析地梳理出清晰的脉络，又以宏大的视角关注脉络上的每一个节点，在一个论题背后能够看到金先生对于整个中国学、东亚学的全面关照，非常具有启发性。

· 本讲与会学者与金先生合影 ·

（左起：古籍所苏杰教授，古籍所副所长郑利华教授，古籍所陈建华教授，金文京教授，古籍所所长陈广宏教授，古籍所陈正宏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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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在元代的形成及元高丽关系

本讲由复旦大学古籍所陈正宏教授主持，实际内容分为两个方面：对高丽汉语课本《朴通事》中《西游记》故事的分析，及对朝鲜翻刻明伊王府本《释迦佛十地修行记》中的《金牛太子传》的讨论。

首先，金先生介绍了本次演讲内容的研究缘起。在十四世纪前半期朝鲜半岛高丽人所编汉语课本《朴通事》中，保留了两则为学界所熟知的《西游记》相关材料，其中一则为概述西天取经一事，另一则介绍了《西游记》“车迟国斗法”的故事。而金先生通过对比研读，发现《朴通事》中另有一则材料，在内容、用语方面均能看出与《西游记》的前后相承关系，并怀疑此处是《朴通事》对元代《西游记》的转引。《朴通事》编者对《西游记》似情有独钟，这一现象引发了金先生的思考。金先生认为，这种现象是其时元朝与高丽关系的一个体现，这种关系更明显地体现在另一部书——顺治17年（1660朝鲜显宗1年）朝鲜翻刻本《释迦佛十地修行记》上。

随后，金先生介绍了朝鲜翻刻本《释迦佛十地修行记》的版本情况、基本内容，指出此书撰述时间为元泰定五年（1328），其中较为特别的是第七地《金牛太子传》，不同于源自著名佛经中佛陀前生故事的其余九地，《金牛太子传》的故事主要来源于敦煌本《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颇具民间讲唱文学的特点，并且同样的故事还反映在一些宝卷作品，乃至明代寺院壁画中，可见其流行程度。

但是，金先生发现，相较于敦煌《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释迦佛十地修行记》之《金牛太子传》将前者的“舍婆提国”改成了“高丽国”，这一改动意义比较特殊，因为“高丽国”已脱离印度境内，使得改动后的故事失去了佛陀前生故事的性质。对此，金先生通过史籍的记载，发现泰定帝时代，元代宫廷中有许多出身高丽的宦官，元代皇帝中，泰定帝是第一个受佛戒的皇帝，时间在泰定四年（1327），这一年中皇子、皇帝、皇后先后受佛戒；而《释迦佛十地修行记》成书于泰定五年（1328），这一年号只使用了一个半月，同年二月便改元致和。所以，《释迦佛十地修行记》可能是为纪念皇室受佛戒之举而编，其中有高丽宦官参与。《金牛太子传》开头的波利国王至清凉山（五台山）避难的情节，也可能与史籍所载高丽国宗宣王一度随元仁宗拜谒五台山之举相应。

· 讲座现场 ·

厘清了元代末期元、高丽关系后，金先生指出，元朝末代皇帝顺帝也与高丽关系不浅。顺帝即位以前曾流配到高丽大青岛，又娶高丽贡女出身的奇氏为皇后。韩国中央博物馆藏有高丽敬天寺十层塔，建于奇皇后封后之后两年（1348），塔基所刻愿文反映了奇皇后与此塔的关系，而塔的基层部分刻有《西游记》图像。尤其“车迟国斗法”故事，是不见于明万历世德堂本《西游记》之前的中国材料，而仅存于《朴通事》及此浮雕的。金先生据此推知，《朴通事》所引《西游记》，应与当时元廷内部《西游记》的流行并且传播到高丽有关。

对于《金牛太子传》将“舍婆提国”改为“高丽国”这一点，金先生指出，朝鲜新罗时代曾有高僧慈藏法师，影响极大。慈藏法师曾提倡新罗佛国说，认为新罗是印度的分国。续新罗之统的高丽或许也有此观念，由此可知《金牛太子传》这一改动自有其思想背景。

另外，金先生还从语言、版本关系等方面考量了《西游记》、《释迦佛十地修行记》与《朴通事》的联系，加强了三者可能具有相承关系的假说。

最后，金先生指出“金牛太子”的故事本身来源很早，流行极广；而《西游记》故事的早期材料远非报告已穷尽，还有众多的材料、线索值得去发掘。

复旦大学中文系邵毅平教授对金先生的报告进行了精彩的讲评。邵教授指出，《朴通事》中有关《西游记》的材料早为学界所关注，但金先生通过这一切入点，捋出其他线索，条分缕析，最终钩织出了元朝末期元、高丽关系的一个重要侧面，仿佛侦探探案一般，紧抓要点，不放细节，层层紧逼，环环相扣，无论是视野还是方法都令人叹为观止。

· 邵毅平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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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治本《西厢记》再考

本讲由复旦大学古籍所陈正宏教授主持。

针对明弘治十一年（1498）金台岳家刊本《西厢记》在以往研究中未得到很高的评价，其中的文本细节也未得到学界的重视这一现象，金先生在本讲中分享了他多年以来的研究成果。

首先，金先生指出，弘治本所依底本当为明内府经厂本。弘治本卷末所附岳家刊刻题记记载“本坊仅依经书”，金先生认为，学界以往将“经书”径理解为“善本”的看法不够确切，“经书”当指“内府之经书”，即经厂本而言。对此，金先生从史籍记载、版本对比、“圈发”等方面给予了充分的论证，又通过《永乐大典》目录的情况、明代皇帝对于戏曲的爱好、弘治本“释义”多引类书可能正是明代皇帝喜好类书的直接反映等方面予以补充说明。

随后，金先生对弘治本与后世刊本差异中较为显著、互相关联而又未为人所关注的点进行的排比分析——开篇老夫人云，寺院修建者是“公公”还是“相公”；（弘治本）第二折长老法本云，是否明确指出相国名为“崔珏”；（弘治本）第五折，是否明确指出莺莺之父名为“崔珏”。

“崔珏”一名，为关键线索。金先生指出，崔珏即民间信仰中的重要神道崔府君，并对崔府君信仰在历代的状况予以梳理，指出崔府君的信仰始于唐，盛于宋金元，元末始现颓势，明清以后衰微但香火未熄。据此，加之对王实甫《西厢记》杂剧创作过程的分析，金先生认为，系莺莺之父为崔府君崔珏，乃是王实甫的独创。且独存于弘治本卷五末莺莺的宾白有“六月十五日，请神归殿”之语，也许正是这一独创的遗存。在原本的《西厢记》中，莺莺也许具有民间神道女儿的身份。

· 金文京先生所作版本对比 ·

金先生表示，莺莺之父为崔珏一笔，于《西厢记》全曲的格局、情节来看，无关宏旨。但若在民间宗教的笼罩下来看这一个细节，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审美感受。

另外，金先生补充道，同样的线索在《西厢记》朝鲜译本中也能零星窥见。结合《朴通事》引用戏曲，并且引用过王实甫《丽春堂》曲辞的情况来看，甚至可能元代的原本《西厢记》在当时就也流传到了高丽。

金先生报告完毕后，复旦大学中文系江巨荣教授进行了简要讲评。江教授认为，金先生在版本的对比中提取出不为常人所留意的关键点，横、纵双向展开，最终形成一条明晰而有力的线索，并循此扩展成面，精思傅会，匠心独具，实为我们阅读和研究《西厢记》提供了新的关注点和面向。

· 江巨荣教授（前排中） ·

· 陈正宏教授向金文京教授赠书 ·

古文献·新视野十周年特别讲座之【东亚汉文学四讲】活动圆满结束。欢迎继续关注古籍所的其他学术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