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与700部汉文古籍

【编者按】

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1900年12月9日-1995年3月24日），是英国近代著名的生物化学家、科学技术史专家，其所著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中译本名为《中国科学技术史》）对现代中西文化交流影响深远。李约瑟生前搜集了大量汉文古籍，并留下了诸多夹签批注。这批汉文古籍学术价值颇高，如今收藏于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东亚科学史图书馆。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陈正宏教授及其团队与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东亚科学史图书馆合作，历时三年，对该馆所藏的李约瑟汉文古籍善本进行拣选、鉴定、整理和著录，近日出版了《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东亚科学史图书馆藏汉籍善本图目》一书。下文为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东亚科学史图书馆馆长莫弗特（John P.C.Moffett）为该书所写的序。

1965年3月，李约瑟在剑桥

在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近六十年中，李约瑟博士搜集了近七百部汉籍。复旦大学的陈正宏教授从中挑选了一百部，编纂成本图录。李约瑟博士并没有搜寻精美或昂贵的珍稀善本古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并不是一位传统意义上的藏书家。他之所以搜购和收藏这些书籍，是因为它们对他的前现代中国科学、技术和医学的研究至关重要，其中部分书则是他的朋友和仰慕者赠送的。因此，这是一批特殊的藏书，藏书中阅读的痕迹比比皆是，包括铅笔注释，在特定位置插入的签条，卷起的书角和翻到断线的装订。陈教授沉醉其中，当他询问我是否能辨认出这些手书批注出自何人之手，或者指出何处有补版或修版的时候，他的眼睛闪烁着兴奋的光芒。因此，本书目的拣选，反映的是他所选择的最珍爱的古籍，以及他对这些古籍历经数世纪的悠久历史的鉴赏。

李约瑟博士（1900-1995），剑桥生物化学家，英国皇家学会院士，不列颠学院院士。他37岁才开始进入中国研究的领域。众所周知，1937年，三位中国科学家来到剑桥生化实验室，促成了李约瑟的这一转变。李约瑟爱上了三位科学家中的一位，即鲁桂珍博士（1904-1991）。在鲁桂珍的帮助下，他开始学习中文，还在剑桥大学跟随古斯塔夫·夏伦教授（1898-1951）上课。我猜想李约瑟最早的中文藏书可能是第457、458和459号，它们是中国历代孩童学习古代汉语的标准启蒙读物。这些书是鲁桂珍送给他的（可能是她的家人或朋友寄来的），李约瑟在书上做了大量的批注，在去中国之前的几年里，他很可能利用这些书来学习。1938年，他还取了中文名字“李约瑟”，用汉语拼音标注为“ni ruo se”（因为鲁桂珍是南京人，南京当地人的发音中［n］、［l］不分）。这些启蒙读物上钤有一枚汉文“李约瑟”的印章，之后的年月里他得到过许多印章，这可能是第一枚，可能也是通过鲁桂珍从中国获得的。这些印章有时还可以佐证他某些书的得书时期。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以后，李约瑟博士就一直在英国积极参与社会主义政治活动。他对中国产生兴趣，正逢1937年日本全面入侵中国之时。他在英国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到促进为中国提供援助的活动中，比如“拯救中国运动”。一位在牛津的中国访问学者罗忠恕成立了一个牛津委员会，旨在唤起学术界对中国困境的认识，争取他们的支持。在听了罗忠恕一次慷慨激昂的主题演讲后，李约瑟在剑桥也成立了一个类似的委员会。李约瑟支持和鼓励中国革命的消息传到了中国的科学和学术机构，如中央研究院。通过这些活动，他与中国知识分子和官员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此时，他对中国科技文化遗产已经产生了兴趣，而且他和鲁桂珍正在为撰写一篇这方面的论文收集素材。他还开始考虑是否能和他的妻子到中国休一年学术假。他的妻子多萝茜·尼达姆（1896-1987，中文名字“李大斐”）是一位优秀的生物化学家，也是英国皇家学会院士。

二战在欧洲爆发后，李约瑟觉察到自己的事业前景不明。他曾试图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建立一个大型研究实验室，但并没有成功，此后他的生物化学研究就一直停滞不前。而且，与多萝茜以及他自己的许多朋友和同事不同，他没有找到适合战争需要的研究领域。于是，他利用自己的人脉四处活动，以期被派往英国的新盟友——中国，来充分发挥和运用其科技专长及快速增长的有关中国的知识。

李约瑟终于在1942年年末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他启程前往中国，途经美国、非洲、中东和印度，并于1943年2月抵达昆明。他从昆明奔赴重庆，很快就在英国大使馆成立了中英科学合作馆。他的工作就是为在大学、政府和工业实验室工作的中国科学家以及分布在“自由中国”地区的工厂提供物质和道义上的支持，所谓“自由中国”地区就是指中国广阔的西部和南部腹地，这些地区还未被日本侵略者占领。在一批中外科学家和后援团队的支持下，他和同事们跋涉数千英里，访问了三百三十多家组织机构，并为身陷困境却仍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工作的中国科学家提供了书籍、期刊及大量实验室基础设备。他在信件、日记和照片以及随后的两本书中，记录了自己的经历。他还以卡片索引的形式记录了与近两千五百人的会面，这些构成了他在科学界的社交网络，对他未来有关中国的研究和收藏汉籍至关重要。

从抵达中国的那一刻起，他便开始就中国科技史和医学史的诸多问题向学者们请教，并向他们寻求关于搜集汉籍和文章的建议。他的旅行日记，载录了他四处购买大量线装书（包括价格）的情形，其中还包括一次不幸损失部分书籍的记录！当然，他也收到了许多精美的礼物，比如第280号，以及《天工开物》的一个印本（第005号），这是由著名学者傅斯年（1896-1950）赠送的，我猜想这一直是他最珍贵，当然也是最常用的一部书。

李约瑟所藏《毛诗品物图考》

李约瑟于1946年4月离开中国，在巴黎新成立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科学部担任创始主任。在巴黎工作了两年之后，他于1948年返回剑桥，开始致力于撰写原计划只有一卷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在中国一般被译为《中国科学技术史》）。在此期间，他在中国的一些知名的朋友，如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1890-1974）、国立北平研究院副院长李书华（1890-1979），帮助他购买所需的书籍，并通过英国文化协会转交给他，以协助他的工作。仅以竺可桢1948年初寄出的书籍为例，共17种1658册，其中包括另外一部常用的古籍《梦溪笔谈》（第011号）以及《明儒学案》（第448号），还包括一些大型丛书。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约瑟与中国的交往翻开了新的篇章。在剑桥，他在一位严谨的研究者王铃的协助下，全力推进《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一书的写作。王铃（1917-1994）是一位来自“中研院”的历史学家，于1950年后得到了中国科学院的部分资助。王铃是帮助李约瑟研究的核心人物，因为是他首先翻阅李约瑟收集的汉籍以寻找其关注的部分的。他会在这些书中适当的地方插入一张签条作标记，而本图录收录的古籍中保留了许多这样的签条，显示出李约瑟工作中使用最多的资料来源。李约瑟和王铃会定期会面，查阅这些参考文献，讨论和修改王铃所作的初步翻译，并将它们纳入到书稿主体中，这些都成为《中国的科学与文明》里的段落，从而构成了该书某一卷的内容。

随着他们的研究范围和规模的不断扩大，李约瑟多方搜寻，来满足他日益增长的汉籍需求。1946年他曾经访问过魏智在北京的书店，此后他联系这家书店，给他们一张书单向他们购买所需书籍。1951年魏智的书店关闭后，书单上的大部分书籍最终通过新成立的国际书店购得。他还向中国香港、美国（Paragon Books）和英国（伦敦的Collets）的书店和经销商搜购书籍。

李约瑟在1952年、1958年、1964年、1972年对中国进行的一系列长期学术访问卓有成效。此外，1978年、1982年及1986年他还对中国进行了短期访问。前三次访问在搜集研究资料、丰富藏书方面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我们可以通过外封或函套上他所作的批注、所钤印章，以及散见于和这些访问相关的档案（尚未经整理编目）中的书单和收据，来确认某些线装书的购买地点和时间。例如1958年访华时，他刻了两枚中国四字成语“走马观花”（本意是做某事令人心境愉快，但是后多指观察了解过于粗略）的印章，这一年他在中国买的书，就都钤有这两枚印章，比如医19和医22。

李约瑟所藏印章

他的老朋友们再一次在促成这些访问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特别是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竺可桢。早在1951年，在解决是否允许李约瑟将他购买的线装书带回英国这个问题上，竺教授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二十世纪前印刷的图书实行严格的出口管制，携书出境必须具备特殊的出口许可证，竺教授获得了这些必要的许可。到了1958年，禁止出口书籍的范围从1795年前的出版物扩大到十九世纪及以前的出版物。李约瑟写信给竺教授，请求鉴于他开展自己的研究对这些书的特殊需求，允许他将一些自己购买的十九世纪的书籍带回剑桥。竺教授再次促成了这件事。

事实证明，李约瑟图书馆入藏的最后一批线装书，主要就是得于这些访问期间。不过，馆藏古籍也包括1995年李约瑟去世前后来自他人的一些赠书，如第453号和454号，就是最近由帕梅拉·尤德女士赠送给图书馆的。

最后，我必须再次向陈正宏教授致以谢意。他对拣选这批汉籍抱持的热情，使这部图录得以成书，我从他身上获益良多。我也要向中国中医研究院的郑金生教授致谢。2003年郑教授在我们研究所短暂停留期间，编录了研究所藏书中中医部分的古籍目录，其中的一部分也已经包含在本图录中。我们都希望，这部图录能够对研究者有所帮助，也可以使藏书家和那些在图书馆的书架上邂逅它或者可能对李约瑟这位杰出人物的生活和著作感兴趣的读者兴致盎然。

2017年8月于剑桥李约瑟研究所东亚科学史图书馆

《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东亚科学史图书馆藏汉籍善本图目》，【英】莫弗特、陈正宏/主编，中西书局2020年4月版。

【英】莫弗特 刘堃/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