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古籍所古文献·新视野系列讲座

演讲人：张裕昇 教授

与谈人：金荣镇 教授

主持人：陈正宏 教授

时   间：2026年10月18日（周日）19:00

地   点：复旦大学光华楼西主楼1615室

本次讲座以朝鲜正祖二十年（1796）徐有榘奉命编纂的书板目录《镂板考》为中心，通过对书板种类、数量、收藏及刊刻情况的考察，揭示18世纪末朝鲜出版文化的实际面貌及其结构性特征。

据《镂板考》记载，当时朝鲜共有书板610种、831帙、628,398叶（不计《大藏经》）。其中，别集类约占总种数的一半，但每种仅存书板一帙。这表明，别集的刊刻主要着眼于彰显和保存个人及家族的文化成就，而非书籍的广泛传播。与之相对，国家着力推行的御定书往往一书多板，部分需求较大的典籍亦有多副书板，但仍难以满足实际需要。

从收藏分布来看，书板以地方官府所藏最多，书院、寺院、中央官署、私家及祠堂、乡校依次递减，可见朝鲜出版业长期以监营等地方官府为主导。进一步考察书板的刊刻来源还可发现，相当一部分民间收藏的书板实际上也由官府刊刻后移交，反映出当时民间出版力量的薄弱。即使是儒生必读的《四书大全》，全国也仅存书板五帙，而全部书板中又有约三分之一因残损或缺佚而无法用于印刷，足见当时书籍刊行与流通所面临的困境。

总体而言，18世纪以前朝鲜的出版活动主要由官府主导，书籍刊刻在很大程度上受国家意识形态及教化需求支配，而非取决于社会的实际阅读需求。官府主导的出版体制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也成为推动19世纪朝鲜民间出版兴起及中国书籍大量输入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