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08月12日 陈正宏） 虽然迄今尚未发现琉球人撰著的经学著作,但本丛书所附“琉球官话”编中有关琉球本土读书写字的生动对话里，一再出现的琉球人“四书五经都读”、“会写（汉字）”、“读书、写字和中国都是一样，总是字同音不同就是了”之类的回答，又“琉球版汉籍”编中《大学章句》、《孟子集注》等四书类经籍原典赫然在目，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结合文献记载所见琉球王国时期士大夫阶层对儒家文化的热衷，甚至像瞒着中国秘密前往萨摩藩的琉球使节郑元伟，在日本仍会主动“恭拜文庙”，并咏出“素王化雨遍东瀛”、“庙制天朝遵曲阜”那样写实的汉文诗句（详本丛书所收《东游草》卷上），可见在那个被称为“守礼之邦”的庄严王国，努力吸收、接纳乃至传播当时在东亚具有共同价值基础的儒家文明的举措，曾达到如何令人惊异的高度。

在一八七九年被日本明治政府以“废藩置县”名义吞并之前，位于今天日本南端冲绳群岛的琉球，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王国。和朝鲜、越南一样，在中国的明清两代，琉球王国也是中国的属国，定期遣使赴北京朝贡，并接受中国朝廷的册封，其官方正式文字亦是当时在东亚地区具有共通语地位的汉文。

由于明治政府吞并琉球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对琉球本土文化中受中国文化影响的部分采取了有意削除的政策，加上二战期间美军对冲绳的狂轰滥炸，琉球王国原有的丰富的汉文文献急剧减少，尤其是琉球王国时期琉球人翻刻的汉籍和自撰的汉文著作，据调查目前在琉球王国故地遗存已不足五十种，在日本国内似也不超过百种，且从未全面系统地整理出版过。

重检现存的琉球王国汉文文献，并全面系统地在中国加以出版，不仅是对曾经存在过的与中国有密切关联的琉球王国历史人文的尊重，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些几乎已被大部分人遗忘的历史文献，可以从一个特殊的侧面重现中华文化在东亚广泛流布的历史轨迹，反思近代中国由强转弱、失去东亚主导地位的历史沧桑。

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是我们策划并邀请日本鹿儿岛大学法文学部高津孝教授担任第一主编，中日双方多位学者参与合作的成果。丛书共收现存于日本、美国和中国的琉球王国汉文文献中已独立成书者七十一部，主体大别为“琉球版汉籍”和“琉球人著述”上下两编，末附“琉球官话”一编。上下两编内则依东亚汉籍传统的四部分类法编次。而占据了其中最大篇幅的，是下编的琉球王国时期的琉球人著述。

虽然迄今尚未发现琉球人撰著的经学著作,但本丛书所附“琉球官话”编中有关琉球本土读书写字的生动对话里，一再出现的琉球人“四书五经都读”、“会写（汉字）”、“读书、写字和中国都是一样，总是字同音不同就是了”之类的回答，又“琉球版汉籍”编中《大学章句》、《孟子集注》等四书类经籍原典赫然在目，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结合文献记载所见琉球王国时期士大夫阶层对儒家文化的热衷，甚至像瞒着中国秘密前往萨摩藩的琉球使节郑元伟，在日本仍会主动“恭拜文庙”，并咏出“素王化雨遍东瀛”、“庙制天朝遵曲阜”那样写实的汉文诗句（详本丛书所收《东游草》卷上），可见在那个被称为“守礼之邦”的庄严王国，努力吸收、接纳乃至传播当时在东亚具有共同价值基础的儒家文明的举措，曾达到如何令人惊异的高度。

在以个人性著述为主的子部和集部，本丛书所收琉球王国汉文文献，则呈现出从内涵到形制都更显丰采的一面。源自明初福建赴琉的三十六姓汉人的久米村士绅阶层，凭借个人的努力和超凡的天赋，在国内政治和国际交往中娴熟地运用汉文，由此诞生了像蔡温《图治要传》那样富于个人见解的专著，和琉球燕行使者或留学中国的琉球官生们撰述的饱含情感的汉诗文别集。“六桥杨柳披残照，三竺清钟湿暮云”，蔡铎以如此纤细的笔触，绘就其眼中的杭州西湖；“万里海天生死隔，一时父子梦魂亲”，程顺则则用这样悲戚的文辞，哀悼其长眠在苏州的生身父亲。而蔡温本自《孟子》而又加以独创性发挥的洞见“国自侮，然后人侮之。若不自侮，谁能侮之？国自伐，然后人伐之。若不自伐，谁能伐之”，置于当日曾被日本萨摩藩侵略、蚕食并逐渐钳制的琉球王国现场，堪称一针见血。至其“国之为国也，容貌、言语、衣服、礼节等类，各能随处取宜，或小异大同，或大异小同。而诸国之所不齐也，必欲齐之，愚之至也”的名言，今天读来又是意味深长。

相比而言，本丛书所收琉球人撰述的史部诸书的情形比较复杂。其中既有现存琉球汉籍中实物制作时间属于最早一批的清康熙刻本《琉球国中山王府官制》和《指南广义》，也有按照一般的说法其文本是琉球最早期史书的《中山世谱》（有蔡铎本和蔡温本两个系统）和《球阳》。不过需要提醒读者注意的是，这次本丛书所收后者的实物抄写年代相对而言都比较晚，尤其是蔡铎本《中山世谱》，从纸质和书写笔迹看其间不乏比较现代的钞本痕迹。而蔡温本《中山世谱》和《球阳》的文本，也都已不是编纂当年的原貌，其所涉史事下限之晚，竟已接近琉球王国灭亡之年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丛书的出版，其实也是为学界从严格意义上的古典文献学角度出发，对琉球王国汉文史书的编纂改修经过作进一步的深度考察，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琉球人著述还是琉球版汉籍，本丛书所收诸书中有一部分都是由琉球人出资在福州请中国书坊刊刻的，以此我们不得不为其拟定一个跨越国界的东亚汉籍版本学新名词——“福州刻琉球本”。这是琉球与中国在书籍史上的特殊因缘，有必要作深入的专题研究。相应地，十九世纪中后期以萨摩藩为中心的日本刊刻的琉球人著述，尽管数量很少，其真实的出版缘由也值得进一步探究。

非常感谢高津孝教授接受我的建议和初步设计，以其和冲绳本地学者荣野川敦先生合编的《增补琉球关系汉籍目录》为基础，主编这套《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同时也要感谢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在我们比较困难的时刻给予的鼎力支持，感谢责任编辑韩结根编审为本书出版所付出的诸多辛劳。当然最应该感谢的，是为我们留下了这些既令人回味无穷又使人感慨万千的汉文文献遗产的琉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