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12日，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举办了“章培恒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座谈会”，会议以线上和线下两种形式展开，数十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并发言，为我们重现复旦大学杰出教授、古籍所创所所长章培恒先生作为文史大家的学问风骨。

章先生是共和国培养的第一批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代表。他一生学术成就卓著，在古籍整理、文献考证以及学科建设等方面均有突出贡献，尤其精于文学史著述，与骆玉明教授合作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新著》，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发展的里程碑之作。章先生一生几经磨难。先是1954年因受胡风案牵连，被开除党籍；1999年又罹患癌症，此后病情几经反复，于2011年6月7日去世。他虽生平遭遇坎坷，但百折不挠，以有限的时间精力，追求永无止境的学问。其为人任真敢言、耿介率性的侠士风骨，尊师重道、提携后辈的处事风范，至今令人追慕缅怀。1983年，章先生在复旦中文系1979级毕业生的毕业纪念册上题了四句话：“追求真理，锲而不舍，纵罹困厄，毋变初衷。”这几句话也可以说是其行实写照。

“章培恒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座谈会”现场

 

游观中外，纵横古今

关于章培恒先生的学术贡献，与会的各位先生、学者多有谈论，涉及章先生在文学史著述、文献整理考证、学科建设等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
复旦大学陈志敏副校长深切缅怀章培恒先生数十年来为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为中国文学学科的建设，特别是为复旦大学中文学科的持续发展所作的杰出贡献，并表达崇高的敬意和由衷的感谢。他表示，章先生“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文学史家精神、诲人不倦的师道风范，薪火相传，日久弥新。章先生独立思考、求真务实、追求卓越的学术品格，永远值得我们缅怀和发扬光大。他提到2018年章先生入选首批“上海社科大师”，作为文史研究的名家大师，他的治学精神获得了礼赞，同时希望像章先生这样老一辈优秀学者所铸就的学术品格，能够得到后辈学者的继承和发扬。
人民教育出版社原社长马樟根先生曾担任古委会副主任，他主要谈及章先生在古委会工作中的贡献，认为几十年来高校古籍整理研究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与章先生在规划制定、培养人才、成果评审方面的努力分不开。武汉大学古籍所宗福邦教授也曾向他提及，武大古籍所《故训汇纂》《古音汇纂》两本大型工具书，之所以能够顺利完成，都离不开章培恒先生给予的宝贵帮助。
复旦大学王水照先生的发言提到，他最早关注章先生的学术研究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看到他一篇论晚清谴责小说的论文，当时就觉得这是一位文章高手。他认为章先生一生治学特点是，凡事勤于思考，绝不人云亦云，敢于提出经过认真研究的独立见解。其第一部著述《洪昇年谱》虽是谱学之作，但重点解决洪昇所谓“抗清复明”的思想争论问题，是一部别具特色而充满理论色彩的年谱。他的第一部学术论集命名为《献疑集》，其中收录诸多质疑商榷之名作，如《西游记》非吴承恩所作，施耐庵与《水浒传》，《辨奸论》乃苏洵真作等等，均是数万字鸿篇巨制，连主张《辨奸论》为伪作的权威史家也赞为论证严整、无懈可击。王先生还特别提到章先生晚年病中艰苦编著《中国文学史》的情形。他认为像《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本导论之类的文字，洋洋洒洒，一字不苟，章先生生命之火虽已经快萎，而学术生命力仍旺盛不减。“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以用来评价章先生著史的成果。复旦大学朱立元教授认为章先生学问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并不局限于古代文学或古代文论，也十分重视文艺理论、哲学理论。他作为古典文学研究专家而非研究文艺理论的学者，提出以人性为线索来贯穿文学史的研究，这是很了不起的，其理论功底之深厚，令人敬佩。
日本京都大学金文京教授重新翻阅了章先生跟骆玉明教授合编的《中国文学史》，他认为这本书有很多精辟的见解，确实是部经典著作，同时也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他期待年轻学者积极去挑战章先生留下来的这些问题甚至提出不同的见解，这样才是在真正意义上对章先生学术精神的继承和发扬。而骆玉明教授提到，章先生最初是想写一部理论性比较强的著作，原本的题目是《中国文学的路》，后来才变成文学史。他们写作文学史的背后，其实关注着中国人的发展、中国的命运这样更深的问题。所以要以人性的发展作为文学史的线索，这其实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理论背景之上，关心人的自觉与自由，人的本质完成。所以古代文学的研究，对于章先生来说，也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
南京大学张伯伟教授援引爱因斯坦在《理论物理学的原理》一文中的最后一句话“在永恒的前进中，迅速取得胜利”，认为章先生正是这样一位“永恒的前进者”。他觉得《中国文学史新著》的最大突破在于“史识”，集中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原书在“以人性的发展”作为贯穿中国文学演进基本线索的基础上，将这种发展与文学的艺术形式和美学特征的演变结合起来，尤其强调了文学作品形式和内容的密不可分。二是在文学史的分期上，《新著》改变了过去以王朝兴替作为分期依据的一般做法，努力根据文学演进自身的面貌、特征加以区分和呈现。他认为章先生真正做到了“成一家之言”。更为可贵的是，章先生质疑问难的锋芒不仅指向他人，同时也指向自身，对自己的论著始终保持着批判的距离，其学术精神鼓励后来学者“在永恒的前进中”不断取得新的胜利。南京大学程章灿教授亦主要从两个方面总结了章先生的学术成就，一是其开创性的文学史研究，认为章先生的《中国文学史新著》无论是对于学术界还是对于作者个人来说，都是不断自我突破的成果，提出了诸多开创性的文学史思想，他主张文学的进步与人性的发展同步，特别重视文学形式的演变过程及其重要性，并提出了文学的古今演变的观念。又认为这部著作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传统、八十年代以来的思想解放思潮和章先生个人一生学术探索三方面因素凝聚而成，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二是其在学科建设方面的奠基性成就，认为他在明代文学、文献研究等方面培养了许多杰出学者，他们的学术贡献在学界已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同时在古典文献学、版本学、东亚汉籍版本学、古籍印本鉴定等方面，还培养了一支实力雄厚的文献学团队。而学科建设方面，章先生在国际汉学领域也贡献颇多。他最早主持翻译了《中国诗史》，使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海外汉学研究的成果。
浙江工业大学梅新林教授重点分析了章先生提出的“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命题。他认为这一命题有三方面的意义：一是学科意义，标志着学科的延伸和拓展，尝试填平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两个学科的鸿沟。二是学位学科的意义，对于学习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不同学科的学生，身份与知识层面都有鸿沟，在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之外再设立“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二级学科，则在困境中指出了一条出路。三是方法论层面的意义，即不仅强调贯通研究，而且重视“互观”，以古今文学互为坐标，互为参照。华东师范大学胡晓明教授也谈及章先生创设“中国文学古今演变”博士点一事，当时报批这个博士点颇费周折，但最终得以建立，成为全国独一无二的一个博士点。胡晓明教授觉得这个学科背后包含着非常有分量的学术思想，即把中国文学看成一个整体，看成是一个有思想的学科，这是非常难得的。章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具有一流学术和思想品格的学者。
首都师范大学左东岭教授谈到章先生考证《西游记》作者问题的《百回本〈西游记〉是否为吴承恩所作》一文，认为这篇文章给他以振聋发聩之感，体会到“疑问式阅读”是学术研究最重要的能力和意识。他深为章先生的学术感悟和论证能力所折服，报考博士生时也曾考虑选择章培恒先生作为导师，虽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但章先生学术魅力的影响，在他的学术研究中已经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而章先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曾编集他的多篇实证性论文，取名为《献疑集》，左教授觉得其集名十分恰当地概括了作者的治学风格。北京大学廖可斌教授认为，章先生客观上已经构建了一种完善合理而又富有个人特色的文学史研究的模式，成为将专精之学与人文理想结合起来的一个典范。在专精之学这方面，追求真实，追求创新。在人文理想方面，章先生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信徒，在如何准确地理解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内涵方面，其有自己深入而独到的思考。他将学术研究与自己对人文理想、社会理想的追求结合起来，这正可用王元化先生所谓“有学术的思想，有思想的学术”两句话来概括。西北大学李浩教授同样总结了章先生的学术贡献，他认为有三个方面：一是明清文学研究和古代文学的专题研究，二是古籍文献整理的研究，三是古今文学的演变和中国文学的打通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魏崇新教授认为章先生的学问有两个特点：一是治学作风严谨，富有怀疑精神和问题意识，保持独立思考，不迷信权威。二是广博与专精结合，打通了文献、文本、理论间的区隔，也打通了中国古今文学的界限。
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稻畑耕一郎教授谈到章先生在推动国际交流方面的贡献。复旦大学古籍所、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中心与早稻田大学中国古籍文化研究所每年召开的国际研讨会，成立之初得到了章先生的大力支持。此外，章先生1979年作为第一位到日本讲学的中国学者，当时培养了许多青年学人。章先生一直很关心日本汉学界的研究动态，积极推动中日学术交流。他还提到章先生逝世一周年出版的《不京不海集》，觉得章先生的学问非常独立，可以说是“不京不海，亦博亦雅”。其不畏学术权威，不拘泥于旧套，追求学术真理，值得后辈学者学习。复旦大学马美信教授则提到章先生学术受到日本汉学的影响。他觉得章先生赴日讲学是他学术生涯的一个转折点。比如关于文学史的三段分法、《西游记》作者问题的考证，就受到了日本学者的影响。

一些专家学者还具体谈到了章先生学术生涯之点滴，如南京师范大学陈书录教授特别谈到章先生对创建中国明代文学学会（筹）的重大贡献，指出章先生筹备明代文学学会有统领全局的整体观念，团结同仁的谦虚精神，尊重师长、提携后学的大家风范，以及亲力亲为、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复旦大学胡令远教授则回忆起章先生组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的往事，当时已病魔缠身的他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心力，令人动容。上海图书馆陈先行研究员和复旦大学吴格教授，又分别述说章先生当初主编《全明诗》的经历，其投入精力之多，对自己要求之高，至今令他们感怀不已。

 

 “章培恒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座谈会”现场

 

尊师弘道，育士惠人

参加会议的学者专家多是章先生生前好友或学生后辈，忆起先生往事，自然多涉及师友相处之谊以及先生对后辈学者的关心提携。
全国高校古委会主任安平秋先生回忆起章先生对他的老师蒋天枢先生的恭敬与尽心尽力的往事。第一件事是1988年6月上旬，他和章先生一同入住苏州的南林宾馆审定《近代小说大系》的点校，曾亲眼目睹章先生躬身接听获悉蒋天枢先生去世消息电话的场景，多年之后，章先生如同《史记·滑稽列传》里所说的“簪笔磬折”中的“磬折”的形象仍然历历在目。第二件事是蒋先生去世后，家属想将蒋先生生前的藏书出售。为了谈到更高的价格，章先生亲力亲为，反复奔走，最后古委会以较高的价格收购，并在古籍所成立“蒋天枢文库”，使事情得以圆满解决。胡晓明教授也提到，自己以往经常在王元化先生家中见到患病之前的章先生，王先生当时担任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名誉主任，章先生总是不辞辛劳，每月都亲自将兼职酬金送至王先生家中。
章先生对前辈、老师恪守学生之礼，生前身后均尽心尽力，他对于晚辈学者同样也是关心有加，尽力提携。许多专家学者都提到章先生对他们学术与生活的种种无私帮助。复旦大学古籍所陈建华教授回忆起和先师相处的点点滴滴。他是章先生独立培养的第一位博士生。曾有一次，章先生嘱他合写一篇关于袁枚的评述文章，文章发表之后，得到174元稿费，章先生不取分文。多年之后，章先生提起这篇文章说：“以后可以作为你自己写的论文，收入集子里面。”在香港工作期间，陈建华教授右眼视网膜脱落，三经手术，未经痊愈。章先生特地打来电话，以陈寅恪先生晚年盲目而不辍著述的例子勉励学生。而那个时候，章先生自己也在同病魔艰苦斗争。南京师范大学钟振振教授深情谈及先生对后辈学者的提携和帮助。尽管与章先生素不相识，也非师生关系，但在他学术成长的过程中，每一步都得到了章先生的帮助。他还记得章先生创办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之初，曾邀请其担任兼职教授，而刚到复旦大学之时已是深秋，天气寒冷，当时章先生冒着寒风在校门口等候迎接。他第一次上课时，章先生也亲自到场，还鼓励有加。这些都可见章先生对后辈学者拳拳关爱之心。
复旦大学黄霖先生印象最深刻的是章先生对学生不同意见的包容，深感章先生是他从事古代文学研究入门的第一个引路人。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江苏发现了施耐庵的一些材料，对于这些材料的解读，黄霖先生与章先生之间观点并不相同，但章先生对此并不计较，而日后此类事情还有不少。华东师范大学陈大康教授也说起类似的故事，当时正值章先生《中国文学史》出版，他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其中除了肯定意见之外，还有一些批评和建议，没想到章先生不仅欣然接受，还特别邀请他参加此书研讨座谈会，会上章先生特别提到有几位学者提出的修改建议，当时就点了他的名。陈教授之后指导学生，特别注意学习章先生这种胸襟和提携后辈的气度。
复旦大学陈尚君教授曾担任复旦中文系79、80级本科生的辅导员，当时章先生任系主任，他对章先生印象特别深刻的一点是，在毕业分配时尽力为学生的工作和前途着想，做了大量实实在在的工作。而章先生秉持的原则是给年轻人以更多的发展机会。陈教授至今记得，1984年中文系组建第一届学术委员会，当时他还是年轻教师，但也成为委员会一员。章先生还曾推动朱立元、黄霖、游汝杰三位年轻教师破格晋升教授，虽然最终未获学校人事处通过，但章先生关心青年教师成长发展的善意，带给他很深的印象。复旦大学吴兆路教授也忆及自己学术生涯中数次得到章先生大力鼓励和帮助的经历，这令他格外感动。复旦大学吴冠文副研究员是章先生晚年的助手，据她回忆，章先生在生命最后一段时间的治疗费用非常高昂，大部分需自费。学校方面很关心先生的病情，表示能够提供一些资助，但被先生婉拒。他表示，自己作为一名享受院士待遇的教授，工资津贴已经不少，他在报纸上读到了当时正与乳腺癌抗争的青年教师于娟的事迹，希望学校多帮助于娟这样陷入困境的年轻教师。其关爱之心亦可见一斑。上海古籍出版社高克勤社长是复旦中文系79级的学生，他记得在学期间章先生曾为该班开设中国古代文学史、晚明文学研究、西游记研究、古籍整理实践等一系列课程，而且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对于学生提交的课程作业，章先生都悉心批改，耐心指导。这种一丝不苟指导学生的态度，上海交通大学许建平教授也亲身遭遇，记忆犹新，体会深刻。章先生对学生关爱有加，学生们也常思回报，上海世纪出版集团阚宁辉先生与高克勤先生在会上都曾提及，希望能够尽快推动诸如《章培恒先生著述目录》《章培恒先生学术年谱》《章培恒先生学传》《章培恒先生全集》等学术著作的整理编辑，以嘉惠学林。

 “章培恒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座谈会”现场

 

率性耿正，高士风骨

章先生在学术上成就颇夥，对学生关爱有加，而在日常生活中，他爱憎分明，耿正敢言，怀有百折不挠的理想主义精神，同时至情至性，洒脱达观，颇具侠士风骨，是这个时代很难见到的“真”人。
章先生一生几遭困厄，但始终坚韧地探索真理。日本金泽大学李庆教授清晰记得自己曾有一次问起章先生：“您那个时候被打成‘胡风党’以后，内心是怎样的感觉？”章先生回答说：“你念过鲁迅的《野草》和《随感录》吗？”他随机释说《随感录·六十六》：“自然赋予人们的不调和还有很多”，“然而生命决不因此而回头，无论什么黑暗来防范思想，什么悲惨来袭击社会，什么罪恶来亵渎人道，人类的渴仰完全的潜力，总是踏着这些铁蒺藜而前进”。上海大学董乃斌教授忆及自己和章先生的交往，他的总体印象是先生特别崇拜鲁迅，爱憎分明，又侠义豪爽，热心助人，内心的感情非常丰富，同时有一种内在的幽默感。又为人特立独行，虽然饱受挫折，但都没有因此屈服，而是让生命发出更强烈的光芒。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记得曾为章先生编过一本《灾枣集》，其中收录了先生在报纸上发表的各类文章。章先生特别写了一篇较长的序，花了很长的篇幅质疑及回应顾颉刚女儿顾潮对鲁迅的批评，相比于一些研究鲁迅的学者的缄默，章先生则敢于仗义执言，他还另有一篇文章取题《今天仍在受凌辱的伟大逝者》，为鲁迅辩护，行文语气激越。陈教授认为，章先生虽然是古代文学研究者，但在履行新文化运动的使命层面，他一直走在我们前面，是我们每永久的学习榜样。复旦大学出版社原社长贺圣遂先生回忆，自己曾劝说章先生为人做事不必太认真，有些地方可以适当妥协，章先生非常严厉回应说：“我并非这样理解生活，理解人生，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自己愿意做的事情，你绝不能要求我放弃我的人格追求，而去适应别人的观念。”贺圣遂先生对此印象尤深，他觉得有这样人格魅力的学者，在今天的复旦大学乃至今天的中国知识界里都很难再见到了。就像《哈姆雷特》里的那句台词：“再也看不见像他那样的人了。”
章先生生平对自己的要求和追求，甚至到了十分严苛的地步，复旦大学葛兆光先生回忆起章先生当初组织编写《大学语文》，联系葛兆光、严家炎、吴福辉、廖可斌诸先生分头编写《大学语文》中的古代诗文、戏曲小说，现代散文、小说戏剧部分。章先生自己负责撰写系统性的总说。但这部《大学语文》至今也没有面世，葛先生认为，这是由于一来章先生是位理想主义者，他对新编《大学语文》设计了一个非常理想化的高标准，觉得已完成的稿子尚不够理想。二来章先生做事请不愿意借他人之手，当时他的身体已经不行了，但又不太能统合他人的力量，所以一直未能完稿。
座谈会上，许多代表都提到章先生平素爱读武侠小说，认为章先生本人身上也有侠气。复旦大学汪涌豪教授理解古代侠士所表现出的一个鲜明特点是不置生产，好劫富济贫，章先生为人处世也或显出侠士的风范，他日常生活不算非常富裕，但若朋友遭遇困难，常慷慨相济，甚至可以借钱助人。对此，贺圣遂先生在和章先生往还之际，也多亲历耳闻，深有感触。而吴冠文老师还提到，章先生是位典型的性情中人，他不但撰写过关于现当代武侠小说的学术性很强的论文或演讲稿，在日常生活中也常常寄情于武侠小说。他的卧室床头经常放着这类小说，最后一两年，他身体状态稍微好些时会全力扑在《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本）、《玉台新咏》相关研究和《不京不海集》的增订事宜上，身体虚弱的时候经常捧读《云海玉弓缘》等武侠小说。有时候学生们怕看书影响他休息，劝他卧床静养，他却回答：“这些武侠我都看得熟透了，所以不会再有想要一口气看下去的冲动，以此打发时间反而不会累着。”不知道是武侠小说中侠之精神影响了他的个性，还是先生天性中本就存在这种使他与武侠世界相亲近的特质。很多师友特别感动于章先生生前待人接物中的侠者风范。他持之以恒地关心退休工资较低的贾植芳先生，关怀病休在家的教师，因为他总是以极为低调的方式在做，所以诸如此类的事情常常鲜为人知。
章先生一生的学术研究、人格追求就是如此，“总是踏着这些铁蒺藜而前进”。他尊重人道的力量，希冀激发人的完全的潜力。会议中多位代表反复提及，当今再难见到像章先生这样的学者，这样“真”的人、“大写”的人。斯人已逝，典型长存，继承并开拓章先生的学术事业、人格精神，应当是后辈学者需要继续努力的一个方向。
附：
黄灵庚教授赠诗一首
章先生去世十周年有感
先生下世十春秋，
长忆遗言涕泪流。
侠义肝肠贯日月，
文章事业学尼丘。
高谈今古一时倾，
交谊浅深满座烋。
每至申城问故旧：
碑铭谁志发潜幽？